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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沛:历史学家雷海宗的最后十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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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要]被打成“右派”后,雷海宗的教学活动被勒令停止。

江沛:历史学家雷海宗的最后十年

在南开大学历史学科发展史上,19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,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1952年秋,北大历史系主任郑天挺先生与清华大学历史系原主任雷海宗教授,因为难以言说的原因奉命调离北京,移砚南开,南开史学从此奠基,走上了崛起之路。1952-1962年的十年,谨言慎行的郑天挺先生生活相对平坦,雷海宗先生则因言遇祸,生命终结。

文化“二周”“战国”声名

17岁考入清华,1922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,和不少知识结构相对单一的学者不同,处于近代中国学术转型期的雷海宗,很早即形成其中外兼修、意识超前、理论见长的宏大学术格局。1927年雷氏归国,先后任教于中央大学、武汉大学和清华大学。作为亲历中国百年变局,深怀爱国热情的史学家,雷海宗追问求索的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。1940年,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》一书集中体现了雷海宗所借鉴“文化形态史观”的独特理论方法、“中国文化二周论”的文化思想及敏锐的社会批判意识,是其作为“战国策”派核心人物的重要作品。

雷海宗等强调的战时“民族至上”“国家至上”,主张国共两党捐弃政争,全力抗战,支持战时建立“外表民主而实际独裁的专制政治”,主张先以集权御外侮,以后民主行建设,认为战时中国应该有“英雄崇拜”等观点——引起众多争论,也受到了中共南方局领导的一些文化人基于政治立场的批判,“战国策”派的学术主张与文化思考,被视为“宣扬法西斯主义”和“为国民党张目”。

1943年1月,经史学家姚从吾反复游说、朱家骅亲书邀请,犹疑的雷海宗终于加入了国民党。1947年复员返平后,雷海宗转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,代理文学院院长。1948年1月,雷海宗入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初选名单,随后,他又被蒋介石列入“抢救北方学人”的计划中。1948年底北平解放前,梅贻琦、刘崇鋐等多次动员雷海宗南下,雷氏陷入去留两彷徨的苦闷,但终未成行。但无论如何,在1949年后的政治气氛中,作为“战国策”派的代表性人物,雷氏因与国民党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,被迫反复检讨,仍难洗污点。

“原罪”难赦 移砚南开

共和国成立初,辞去系主任的雷海宗仍任清华历史系教授。1950年春季,雷氏被派往京郊参加土地改革运动。3月,被登记为反动党团分子,列为管制对象。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,他写了一组批判天主教的文章,将稿费捐献国家。1951年3月,雷氏再被派往西北地区参加土改运动。4月,管制被解除。

1951年,一位从前的女学生当面批判雷海宗给她造成的坏影响。雷海宗在思想检讨中称:“心中刺痛,话也说不出。……我当时没有勇气详细向她追问,因为心中实在太痛苦了。”十分看重导师身份的雷海宗,对于教育青年学生一向十分自信,也自认为是青年的引路人,渴望自己的学术探索可以为中华民族寻找复兴之路。但突变的政治气氛,让他始料不已,他也想积极靠拢,努力以新思想装饰自己。最后十年的雷海宗先生,一直活在现实与理念的纠缠中。

1952年3月,积极表现的雷海宗,向历史系全体教职工大会进行思想检讨并获通过。雷海宗放下了一块心病。不久,在院系调整中奉令建设工科院校的清华大学,撤销历史系。秋天,雷海宗奉调移砚南开大学。

有一种说法是:为占领意识形态重要阵地的高教界,当时的一个做法是将历史上有问题、政治上不太可靠的学者清除出京,以便于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展开。由于1949年前雷海宗与国民党关系较密切,被列入内控分子名单,调离出京可以使其学术影响力下降;与之境遇近似的还有曾被学生誉为“北大舵手”的明清史专家郑天挺。

初建于1923年的南开史学,当时因张伯苓“知中国、服务中国”的教育理念,将人文学科的发展视为次要,开拓者蒋廷黻见难有作为,于1927年转至清华。1930年代,南开文学院曾有设立历史系的构想,但被抗战全面爆发所打破。抗战时期,加入西南联大历史系的南开史学,只有刘崇鋐、皮名举等少数教师,培育学生十几位。抗战胜利后,冯文潜为主任的历史系终得成立,杨志玖、黎国彬、杨生茂、王玉哲等先生接踵而至,但在经济破败、国共内战的动荡中无力发展。

1950年代初,处于院系调整形势下的南开,正在为创办综合院校进行结构上的“折腾”,工学全部调整给天津大学,弱小的人文学科得以适当发展。郑天挺、雷海宗奉调天津时,南开历史系先后调入了吴廷璆、谢国桢、辜燮高、来新夏、魏宏运等人充实师资,渐成一支阵容可观的学术群体。

郑、雷两人移砚南开,或出于政治安排,也可能与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合作有关。不管怎样,在院系调整中工科遭受重创的南开大学,因郑、雷同入南开,历史学科收获了两位大师,由此开启了南开历史学科的崛起与繁荣期。历史变迁的偶然性与复杂性,于此或可有所体会。

潜心教学 奠基学科

南开的氛围是相对宽松的,雷海宗在此获得了较多的心灵安慰,他开始在教学及学科建设上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。

在南开,屈尊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的雷海宗,并不以此为忤。在教学上,他请教研室其他老师先认定课程,别人不愿承担或者难以承担的课程由他来讲。1952年,教育部参照莫斯科大学历史系的教学计划,决定开设“世界现代史”必修基础课。这门课先前在国内全无基础,各校都无专职教师,北大、北师大等校也无法立即执行新计划。可是,有雷海宗的南开却顺利如期开课。雷海宗在1940年代就从历史角度入手,写过大量论述二战及其影响的专文,对这个领域有相当深入的思考和学术积累。

毕业于美国的雷海宗,对于苏联教育体制形成的画地为牢、分科过细的问题颇有微词。他开设世界现代史课程后,没有照搬苏联的提纲和教材。他指出,苏联教材对现代历史时段的划分并不符合东方国家的史实,是苏联中心论的产物。从实际出发,雷海宗采用专题教学法,按历史次序讲授系列专题,大大深化了课程内容和思想性。与此同时,他在备课中尽可能采用英文文献。当时流行的是俄文材料,雷海宗虽然也能阅读俄文,但他认为搞社会科学不能不注重西欧和美国的成果。雷海宗同时订阅了十多份外国杂志。他说:“不看外国杂志,就不了解人家科学的一日千里。”他私下多次提示青年师生不能只看苏联小册子,甚至冒着被人误解的危险,主张“哪个国家先进就学哪国文”。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,如此言行既需要一番勇气,更要有超然的眼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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